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由此可知：“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若干学生言语行事的一部书。“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的。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大，却出现了不少重复的章节。这种现象只有下面这个推论合理：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绝不能看作某一个人的著作。《论语》的作者有孔子的学生。《子罕》：“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相吻合。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又，《宪问》说：“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是原宪，字子思。显然，这也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的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的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这一章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这一段又像子张或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这一章是闵损的学生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点，在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指称对话者，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后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论语》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论语》一书的最后编定者，应是曾参的学生。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较孔子其他弟子为多。《论语》中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共有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前436），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就是这些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鲁论语》20篇；（2）《齐论语》22篇，其中20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古文论语》21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馀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今天，我们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之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就是用何晏《集解》和宋人邢昺（932－101《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清史稿》有传）的《经义考》、纪昀（1724－1805）等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代陆德明（550左右－630左右）的《经典释文序录》和近人吴承仕先生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可谓汗牛充栋。读者如果认为看了此书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

（2）《论语集注》——宋代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作《集注》。从明朝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另外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故这书无妨参看。

（）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清代儒生多不满意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后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为刘宝楠父子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昔日的好书，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程树德（1877－1944）《论语集释》，征引书籍达680种，虽仍有疏略可商之处，因其广征博引，故可参考。

（）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杨伯峻（1909－1992）《论语译注》。张政烺先生说：“在今注中确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的，可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论语》《孟子》成书较早，杨注虽对于典章制度的注释小有不足，但其解决难点，疏通文意，都有独到之处。”我们以为，张先生的评价大体是平实的。但是“学问日益进展，昔日的好书，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杨逢彬（1956－）《论语新注新译》。这书将现代语言学方法特别是语法学方法与传统训诂学方法相结合，采用电脑穷尽搜索例句，对《论语》中一百五十余个古今见仁见智的疑难词句进行了考证，提高了这些疑难词句解读的准确性与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