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的出现与战国末期的社会历史状况是分不开的统一的中央集

“杂家”的出现与战国末期的社会历史状况是分不开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即将出现，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诸子百家也开始融合。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部分有识之士日渐认识到单纯采用一种思想学说进行统治，已远远不够，必须兼采各家，尤其是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吕氏春秋》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力行法制，《吕氏春秋》在倡言法治的同时，大声疾呼必须注意儒家德治，德刑并用，不可偏废。对于君主，《吕氏春秋》建议除了在选官用人上下功夫外，别的事应仿效道家的无为而治。可以说，《吕氏春秋》设计的治国方略比当时秦国推行的单一的治法更有利于长治久安。

这部书自吕不韦执掌秦政时便开始组织门客们编写。嬴政君临秦国的第八年（前）上，吕不韦将其公诸于众。他选在这个时候抛出此书，是有目的的：这年嬴政已二十一岁，明年就要加冠，即举行成丁礼加冠之后，就要亲政了，他要借此书对嬴政施加影响。吕不韦把书张挂于咸阳市场的大门上，向熙熙攘攘的市民百姓宣布：有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结果，竟无人能增损一字。这当然不是《吕氏春秋》无懈可击，也不是秦国没有人才，而是畏惧吕不韦的赫赫权势，无人敢当出头鸟而已。这样一来，既向嬴政及其他人宣告了吕不韦的权威又证实了《吕氏春秋》的正确性、真理性，威诱嬴政就范嬴政按《吕氏春秋》的思路走，也就是按吕不韦的思路走，吕不韦便可以左右他了。

然而，雄才大略的羸政根本不买吕不韦的账，相反，却认为这是吕不韦在向他示威，是可忍，孰不可忍。

吕不韦真可谓弄巧成拙。

第二年，嬴政准备加冠亲政了。

眼看独揽大权的末日就要到了，吕不韦寝食难安。

还有一个人比他更焦急。

这个人就是“大阴人”。

自从异人死后，赵姬就独守空房。她还年轻，人又风骚，耐不住寂寞，就与吕不韦重续前缘。吕不韦担心让嬴政发现，就找了“大阴人”缪，拔去他的胡子，谎言已将他阉割，把他送进宫中，侍奉赵姬。曲意逢迎，深得赵姬欢心。这个假太监胆子忒大，竟让赵姬给他生了两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