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说“天下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罢

《周易》中说：“天下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罢了；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思考的方式有差距而已。”《周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各家有各家的道理。评论的角度、评论者的立场等诸多因素都会对同一问题产生分歧。况且，同一事物本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系，即使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评析标准与原则，所以对待以上这些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全面、辩证而客观地分析，切不可以点概面，或是固执己见。

本篇论述了如何制定与时势相符的治国策略。时代在变，治国方针也要随之改变。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治国方略也得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执政者应把握社会脉搏，顺应时代变化，制定符合社会需要的治国方略。

事有因循 应时而变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类，以定古今之理焉。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法规，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政策，政策与实际相符合，国家就治理得好，办事适应时务，就能出成绩。形势变了，政策还生搬硬套，就会使制度与时代脱节，这样一来，即使制度法规再完善，也是徒劳，甚至使制度更加混乱。所以圣人治国，既不效法古人，也不贪图时宜。而是因时而变，但求实际。这样即使遇到困难，也易于解决。

由此可知，圣人治国，并非一定要效法古代，更不必完全遵循既定的法礼，关键是要顺应时势。否则就会被淘汰。怎么能够说明这一点呢？桓范说：“三皇时代用道治天下，五帝时用德化育天下，三王用仁义教导百姓，春秋五霸用权术和智谋制伏天下。”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只有“王道”和“霸道”传下来了，所以只能用它们来权衡利弊得失，以作为我们验证古今治国的经验教训了。

每个人都有对事物的独到看法，一旦在脑中形成固定模式，就很难改变，所以每个人都存在一个适时应变的过程，治理国家、管理企业也是如此。当以前的管理方法不能适应新出现的情况时，就要适时地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理念去完善或代替以前的旧方法，这样才会使国家不断发展，企业不断进步。在现代的市场化管理体制下，一味地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就意味着死亡。

黄老之术 无为而治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物，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