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之难 予欲无言

说话之难 予欲无言

韩子曰：“夫说之难也，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说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己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又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鬻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居侮，此不可不知也……彼自智其计，则勿以其失当之；自勇其断，则勿以其敌怒之。”

孔子说：“不观察对方脸色就贸然说话，这样的人就像瞎子。”还说：“没有得到对方的信任，就贸然提意见，就会让人误以为是诽谤。”（《论语·子张》中有：“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以上这句话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作者可能记忆有误）荀子说：“说话时要恰到好处，这就是聪明，不说话时就保持沉默，这也是聪明。”尸子说：“听话的人如果耳目不专一，精力不集中，此时就不要向对方透露真实话语。”从以上先贤之语中我们明白：欲游说君主，就要先摸清对方的态度，自古至今成功的说客都是如此。

韩非子说：“游说之难在于先要掌握游说对象的心理变化，而后才可去顺应对方。如果用厚利去游说，就会被视为气节低下，这样就会被疏远。如果你用清高的名声去游说，就会被认为不切实际，并非真心，一定不会采纳你的意见。事情必须保密才能成功，而游说者的失败多由泄露机密所致。可能泄露并非有意，而是无意中触及的，这样就会有危险了。权贵之人有过失，游说者若直言不讳地触及，就会有生命危险。权贵之人想以良谋独建功勋，游说者却预先得知，就会有生命危险。当权者不愿做的事偏要坚持，当权者要做的事偏要制止，也会有性命之忧。”

韩非子还说：“与对方议论他人，就会被认为是在离间他们的关系，与对方议论小人，就会被怀疑出卖他的权势。称颂对方所爱之人，会被认为要以他所爱之人做依靠，批评对方所恶之人，会被认为是试探对方的态度。顺应对方意见进言，会被认为胆小懦弱，不敢直言；多方思考，直抒己见，又会被认为粗野无礼，这也是不可不明白的。如果对方以为自己计谋高明，就不要指责他的失误，以免使其窘迫；如果对方认为自己果敢有为而自负，就不能指责对方过失而使其发怒。”

荀悦曰：“夫臣下所以难言者，何也？言出乎身则咎悔及之矣。”故曰：举过揭非，则有干忤之咎，劝励教诲，则有挟上之议。言而当，则耻其胜己也，言而不当，则贱其愚也。先己而同，则恶其夺己明也，后己而同，则以为从顺也。违下从上，则以为谄谀也，违上从下，则以为雷同也。言而浅露，则简而薄之，深妙弘远，则不知而非之。特见独智，则众恶其盖己也，虽是而不见称，与众同智，则以为附随也，虽得之不以为功。谦让不争，则以为易容，言而不尽，则以为怀隐。进说竭情，则以为不知量。言而不效，则受其怨责，言而事效，则以为固当。利于上不利于下，或便于左则不便于右，或合于前而忤于后，此下情所以常不通。

仲尼发愤，称“予欲无言”者，盖为语之难也。何以明其难也？

荀悦说：“做臣子的人为何难以开口呢？话一出口，稍有闪失，就会有性命之忧，灾祸就可能来到。”所以说，指责君主的过失，就可能有冒犯龙颜、违逆君命的罪过，劝勉教诲，就会受到责难。如果话语中肯，就会因比对方强而使其心有耻辱感，如果话语不对，就会被认为愚蠢而受鄙视。意见相同，你说得比对方早，就可能遭到忌恨，说得晚，就可能被认为是见风使舵，没有主见。如果违下从上，会被认为是溜须拍马，违上从下，又会被认为是随声附和。意见与众相同，会被认为俗不可言，发表独到见解，又被认为是沽名钓誉。语言浅薄，就会受到轻视，如果博大精深，又让人难以理解就会受到非议。有独到的见解，就会遭受众人痛恨。即使私下得到认可也不会得到称赞。如果与众相同，又会被认为是随众从俗，有成效也被视为无功。言语谦让不争，会被认为没有能力；言而不尽，会被认为内怀隐情；言无不尽，会被认为不识时务。没有成效，就会受到埋怨责备；收到成效，会被认为本该如此。利于上的话就不利于下，有利于此的就难利于彼，合于前的就难合于后。这就是臣子难以游说君主的原因。

孔子曾激愤地说：“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就是针对游说之难而发的。怎么才能证明这些呢？

说话确有许多难处，好人的一片真心话语，却可能被误认为别有企图；小人的流言蜚语，却被认定是忠心之言，所以说话让人难以把握。正是因为说话之难，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知从何开口，或者是难以把握说话的效果，难怪孔子感叹“予欲无言”。

说话也是有技巧性的，不仅要注意到平常说话的场合、地点和时机，更要研究说话对象的性格、内心情感等，只有掌握了对方的性情，才能采用针对性的说话方式去交谈，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形势易识 明言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