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们看的，而是写给君主看的，这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竹书纪年》是如何记载舜取代尧的事情呢？有几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弃，他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被舜任命为后稷，后稷是主管农事的官名）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帝尧与儿子丹朱的联系，以此逼迫帝尧让位！

原来这竟然是“禅让”的真相。舜的手段，与后世的王莽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舜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却得到恶名。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史料中从五帝时代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留一份。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要知道韩非子原本是受业于儒学巨擘荀子，可最终却与儒学划清界限，原因正在于他发现儒家所鼓吹的三代，其实根本是二手货，真实的历史，远非想象的那么美好。

我们有理由相信，舜并非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表面上看，他温文儒雅，待人有礼而谦逊，乐于助人，满嘴仁义道德，可是实际上他却很有心机。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家虐”的受害者形象，博取世人的同情，并以此彰显自己的“孝行”，赢得了帝尧的信任。可是在提拔一批被帝尧冷落的贵族分子后，他营造了自己的势力，在羽翼丰满后，他开始向帝尧发难了。

据《尚书》的说法，帝尧在物色虞舜时，已经在位七十年，可以说他已经老态龙钟。虞舜当时才三十多岁，正当盛年。帝尧是否真的想把帝位传给虞舜呢？应该说，有这种可能性。舜虽然是一个平民百姓，但从血统上说，他是颛顼大帝的五世孙，现在又是帝尧的女婿，身份不一般。

如果说帝尧要传位于舜，那么舜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发动政变呢？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帝尧虽然年迈，可是他身体十分硬朗，以《尧典》的说法，他在舜称帝之后，还活了二十八年之久，死时已一百多岁了。其二，帝尧的儿子丹朱始终是帝位的有力争夺者，有许多部落首领是支持丹朱继承帝位的。其三，尽管虞舜伪装得十分巧妙，可是时间长了，一个人的本性终究会露出来，倘若帝尧发现他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完美人物，舜的继承权肯定会被取消的。

因此舜必须先下手为强，他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帝尧，并把他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儿子丹朱联系。

一旦大权在手，虞舜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对派，以武力手段镇压自己的对手。铲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有人去质疑所谓“四凶”的说法。现在我们摆脱了传统儒家史观的束缚，可以好好探讨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兜、三苗、鲧，其中共工、兜、鲧都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必须感谢先秦时代的书籍，因为那还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并不能一手遮天，所以我们可以依稀寻找到一些线索。